包雨冉

　　据记载，早在唐代铜镜上就出现了蝴蝶纹。在菱形或葵口形的鸾鸟、飞禽纹镜中，常有蝴蝶或与朵云，或与蜻蜓，或与蜜蜂相间，于镜子的外区作为一种辅助纹饰，在画面中所占比例较小，有的蝴蝶只是以简单的轮廓表现，追求神似而不求写实。

　　至宋、辽（契丹）时期，蝴蝶纹在铜镜中则作为主题纹饰出现，不但在画面中占比例加大，而且蝶纹的刻画更趋于写实。

　　辽代铜镜在吸收前代铜镜技艺的基础上，结合民族习俗和社会风尚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新颖样式。辽代铜镜的图纹纤细清新，描绘逼真。布局疏密得当，风格自由活泼，既体现了辽代制镜工匠的卓越技艺，又体现了辽代契丹人汲取中原先进科学技术、先进文化习俗的特点，将民族融合的精神体现在了各类器物之上。

　　辽代宝相八蝶连珠纹铜镜，科右中旗博物馆藏，国家一级文物，直径33厘米、缘厚0.7厘米、缘宽2.1厘米、重2159.3克，镜背面素缘凸起，缘部雕磨痕迹清晰，半圆钮，连珠型钮座，钮内残存有铁条。纹饰利用细小的连珠纹形成的正方形分为三区，正方形的四个角顶于镜缘内侧。近缘处是一周小连珠纹，外区满布龟背锦。中区，方形连珠纹内是两条平行弦纹形成的正方形，弦纹内饰乳钉纹；向内，是较外侧宽的双弦纹，内部间置朵云纹和蜗旋纹，两种纹饰间又以三条短弦纹相隔。内区，方形连珠纹的四角和中部，划出三条连珠纹直线，中部相交于钮座，将内区划为8个等腰三角形，三角内饰精细的蝴蝶纹，8只蝴蝶在8个三角内，两两相对，如展翅在花间。1991年出土于代钦塔拉三号辽墓，出土时，铜镜用铁条悬挂于木质棺床小帐的室顶正中，此墓为男女合葬墓。

　　代钦塔拉三号辽墓出土的这件铜镜，利用巧妙的布局、精湛的工艺，将蝴蝶刻画得栩栩如生。首先在布局上，利用连珠纹划线分区，对称手法的巧妙利用，使纹饰密而不繁，满而不乱。蝴蝶展翅，形如倒置的三角，刚好填满三角形而丝毫不显拘谨。蝴蝶有着圆滚滚的蛹状腹，腹纹以一条条横线来刻画；圆头，一对高复眼，喙管前伸呈圆圈状；两条细长的触角犹如水波般弯曲，向两端伸展，中间还结了一个圆环；就连蝴蝶背部的颈片、肩板和中胸、后胸的部位，也都用纤细的线纹形象地表现了出来；蝴蝶的前翅伸展，有如元宝型，前缘呈波曲状，与触角平行；后翅由弧线勾勒，呈倒三角状。以小乳丁纹来显示蝶翅的斑点，斑纹的走向也随着翅缘的弧度来波动。在铸造的铜镜上能将一只小小蝴蝶刻画得活灵活现，其技艺之娴熟、工艺之精湛，着实令人羡叹。

　　古往今来，人们以蝴蝶为题作诗赋词或装饰器物，其中的三种寓意较为突出。一是羡慕其逍遥自得，二是以蝶来喻爱情，三是以蝶之音来喻长寿。

　　庄子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，其主张“天人合一”和“清静无为”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中载“昔者庄周梦为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，自喻适志与，不知周也……”这就是着名的“庄周梦蝶”。庄子梦到自己变成了蝴蝶，飘飘然，十分惬意。他梦中蝴蝶的那种逍遥神态，更使后人演绎了无数诗词，幻出无限遐想。

　　蝴蝶飞舞或驻足于盛开的鲜花上，人们谓之“蝶恋花”，并用来演绎柔情。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又让人们屡屡泪沾巾。相传东晋时，女子祝英台扮男装外出求学，在学塾三年与梁山伯情深意切。“十八相送情切切，谁知一别在楼台……”当梁山伯知其女儿身欲提亲时，英台已经被父亲许配他人。后山伯抑郁而终，英台哭塌坟茔。二人虽生不结连理，死后却能“身化彩蝶翩翩花丛来……”

　　《礼记》称：“八十、九十曰耄”。人们将猫和蝴蝶组合在一起，取其谐音“耄耋”，喻八九十岁的高寿老人。至迟在南宋时期，绘画作品中就出现了猫、蝶同幅，虽然还不能确定那时的猫、蝶就有“耄耋”之意，但也为后世这类祥瑞题材开了先河。人们在不同器物上，用不同的技法来展示这种寓意：猫逐蝶、戏蝶、观蝶……一派祥和之气。

　　梦蝶之逍遥、恋花之柔情、化蝶之凄美、耄耋之多寿……色彩斑斓的蝴蝶，以妙曼的舞姿飞入了我们古往今来的生活。